前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的时期，诸侯之间互相攻伐以图吞并对方，各国纷纷变法企求富国强兵以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些活动中，人才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士”阶层因而活跃。根据古籍，春秋时代已经开始有养士的记载，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齐昭公之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杨伯峻，2000：602）至战国时期则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扩大领土，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其中以养士闻名的当属战国四公子，而战国四公子的养士事迹，据《史记》记载则各有特色。在四公子中名声最好、品格最高者当属信陵君，其愿意放下公子身段，礼贤下士，虚心相待，士无贤愚，归之如市。故其食客中人才济济，救困扶危，舍生忘死在所不惜。得士之助，盗虎符，率众抗秦，屡挫强敌。门客建言著有《魏公子兵法》传世，一度使强秦不敢犯境；而孟尝君养士不问贵贱好坏，来者不拒，故其门下多鸡鸣狗盗之辈。对这些人孟尝君皆真心对待，自己与他们一起同吃同住，故在困危时，总有人为之排忧解难；平原君养士则非来者不拒，他以相人养士，以貌取人。不过他尚能得士之用， 如毛遂自荐，当随之至楚以促成结盟，解赵国邯郸之围；至于春申君养士，虽在历史上留下“珠履三千”的佳话，但奇怪的是不见这些食客们于楚有何作为。然前人有言此应春申君养士而不识士所致，但为相者何以三千之众竟无一人能为其用？故本报告将透过<春申君列传>分析春申君为相后的心境与环境，以探究个中原因。
一、春申君枉有“珠履三千客”
司马迁于<春申君列传>中对于记载春申君养士以及与门下食客互动的篇幅甚少，至全篇后半部才写道：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司马迁，卷78，1959：2395）
黄歇养士应是始于被考烈王封为春申君之后，比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为迟，可是他养士的规模和待遇却是后来居上。对此，<春申君列传>亦提及：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司马迁，卷78，1959：2395）
由此可见春申君养士的规模还有待遇，完全可以与其他三君并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其养士的浪费亦可见一斑，这固然是春申君为宣扬名声，招致更多宾客的一种方式，却也仅止于招揽附庸之徒滥竽充数而已。以致春申君最后为李园所杀，而门下之士竟无一人能报者，这与侯嬴为信陵君“北乡自刭”实为天壤之别。
所谓“珠履三千客”，竟无一能人者邪？其实列传中有提及一人，叫作朱英。是否“能人”尚不能论定，但是他对局势的见地高深则无可否认。从秦、楚关系的分析到为春申君道出“毋望之祸”，足见其绝非泛泛之辈，惟春申君不听谏言，故恐祸及身，乃亡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春申君有珠履三千客，却无人有所作为，并不在于春申君养士而不遇士，乃养士而不识士所致。再者，春申君的“不识士”亦表现在其晚年虽说迎接大学者荀卿为兰陵令，但兰陵仅为楚之一县，可谓大材小用。与当时同样为相的秦国吕不韦相比，其亦养士三千，对游士中的人才更是十分重视，曾使其门客各著所闻，集二十余万言，作《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以供备考。且于咸阳都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司马迁，卷85，1959：2510）而且，他还不断向秦王推荐人才，如本为楚国上蔡人的李斯，后助秦统一六国，由楚入秦投奔吕不韦的门下，而没有选择投奔春申君的门下就很能说明其下问题。
二、三千之众何以不识
然而如前言提到，“士”的重要性在当时自然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春申君也非轻士之人，身边聚集三千之众却无以为用，为相者何以如此不识士哉？究其原因，终乃其辩士出身所致。其列传开篇即写道：
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 （司马迁，卷78，1959：2387）
再者，<楚世家>亦有提到：
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司马迁，卷40，1959：1735）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得知，春申君的见识极广，并且为相以前一直都是担任左徒[1]一职，故其对于权势、谋略了然于心。除此之外，<上秦王书>亦反映春申君未达之时的性格，通观全文，纵横澎湃、比类夸张，对局势的见解充满自信之余，亦明显具有战国纵横家术的特点，加上之后成功助太子完归国登位，自然对自己的权谋深信不疑。因此，为相以后由于过度迷信自我的经验与能力，往往对于门下食客所进之言不屑一顾，尤其是在李园献女之计上，对自己打的算盘胸有成竹，进而驳斥朱英的谏言道：“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司马迁，卷78，1959：2397）以致最后落得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司马迁，卷78，1959：2398）的结局，换来个“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评语。
另一方面，自楚将都城由陈徙至寿春之后，楚国边界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而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司马迁，卷78，1959：2396）这个时候，楚国战线位于西、北两侧，而其只顾往东侧经营的行为，显然只为得到短暂的安逸，以巩固自身势力的发展。
由此可见，春申君虽为楚相，关心的却仅是自己的江东封地，在故吴墟大力营造宫室。元代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就对此进行批评：“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强，不能为国谋乃营都而盛宫室，何足道也。”（司马光，卷6，1956：200）在此安定之时，对于楚国而言，需要的是加强国力，可是春申君一心只为保全自己的封地与权势。
总而言之，春申君自为相以后所做的种种动作皆能看出其对权位的追求，最后甚至觊觎楚王之位。所以，在利之所蔽的情况下，自然无心在三千门客中提拔能人为楚国分忧，更不用说振兴楚国基业了。
结语
纵观全文，春申君养士可以说纯粹是为了激扬名声，显示其权位之高而已。然春申君三千之众却无以为用，真其不懂识人乎？谏昭王而订盟约，说范睢而以身退，助太子完而得相位，这些除了靠其智谋以外，必也少不了要识人以对。所以，春申君枉有“珠履三千客”固然是事实，但非其不懂识人所致，乃是其为相之后自身的优越感以及徒求安逸而无进取之心，以致其为环境所惑而不再识人，故而使后人唯有对春申君发出“具养士之力而无识人之能”的感叹。总而言之，三千之众何以不识？非不识哉，乃无识而已。
参考书目
1. 杨伯峻（2000），《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2. 司马光（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卷6<秦纪一>
3. 司马迁（19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卷40<楚世家第十>
卷78<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85<吕不韦列传地二十五>
附录
战国后期各国势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