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月圆·雪羽凤凰

长风万里逢冬降，吹雪覆寒江。
冰封千载，忽临业火，何处猖狂？
九霄赤炼，贺兰山震，傲雪欺霜！
六经崩坏，腥风遍野，血染残阳。

『赏析』
笔者自比困于千载冰封的凤凰，一朝遇临业火而失控，涅磐后将千载冰封的愤怒报之于大地，无尽的沧桑尽覆雪羽……

背对背的缘分

从这个点开始，我往东走，你往西走，坚定不移地保持着各自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如果地球真的是圆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再相见，而相遇的那个点，就叫作“缘”。

折桂令·送愁西南行

离亭野望苍穹，落日悠悠，归鸟匆匆。

脚下田家，溪旁老树，天北长虹，

何处人间美梦？

愿为宿夜飞蓬，浪迹长空。

送罢青云，孤影乘风。

『注释』

1.【离亭】：山中供路人歇息的亭子，常用作送别的意象。

2.【宿夜】：夙夜，从白天一直到黑夜。

3.【飞蓬】：蓬草，代指随风飘流的浪人，引曹植《吁嗟篇》的意象。

『赏析』

此曲以离亭野望所见为起兴，抒发笔者欲摆脱功名，寻觅自在生活的感慨。

论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摘要：“中体西用”论开风气之先，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论乃是对林则徐、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体西用” 论代表了进步的思想文化，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 “中体西用”的重大缺陷使到其无法挽救清朝覆灭的下场。

关键词：中体西用；转型；《劝学篇》；儒家；君主专制

前言

“中体西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体”，即根本的意思，而“用”，即具体的措施。此为张之洞极力提出的“新政”核心命题，也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历史功过相当复杂，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论战的对象不同而异。由于世界思潮的转变，中国的思想随之而变是必然的，然而张之洞所提出具有开新、进步的“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清政府转型的主轴却难挽清朝覆灭的下场，其中必有原因，本文将以此方向加以论述。

一、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形成

张之洞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年代，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文化的大潮之中，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欧美列强的工业化思想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当外国列强的钢铁船游弋在黄浦江之际，民族的尊严宛然已荡然无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拥有较开明思想的中国人便开始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始则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的制度与工业化带来的进步，继而以西方的富强为参照系，比照中国，提出维护民族独立，改革社会弊端，争取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种种主张、方案，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想，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想既是晚清中国从封闭向近代转型的生动反映，也是转型社会过程的必然产物。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旧思想急需与新思想交替的大时代，张之洞的思想自然带有典型的过渡性。张之洞早年接受的是严格、正统的儒学传统教育，直到巡抚之前，完全生活在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一直到当他成为封疆大吏以后才开始对西方科技有了直接的接触，也深切感受到西方科技的强大。从清流健将到洋务运动的主力，张之洞的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转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当戊戌维新紧锣密鼓之时，张之洞草撰《劝学篇》于湖广督署。七月，当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他又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劝学篇》是张之洞平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在其中占有核心、支柱的地位，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简约明确的概念出现在1895年4月《万国公报》华人编辑沈寿康在该报的一篇文章，他指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此后“中体西用”从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维新期间成为十分流行的口号，一夜之间几乎成为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普遍准则。1896年8月“中体西用”的方针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认可，并且成为京师大学堂所规定的办学宗旨。此后，“中体西用”逐渐成为全国许多学会、学堂的创办宗旨，被全社会所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张之洞公开接受了“中体西用”的转型方针。虽然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的首倡者，而他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就这两方面的结合而言，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起“中体西用”，首先便与张之洞联系起来。[3]张之洞也因此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中体西用”相互作用与矛盾

张之洞毕生推行洋务运动始终贯彻“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体，就是以清王朝为主的专制政体为体，西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主体。其实质就是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根本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技艺，这种指导思想即是林则徐与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所谓“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在张之洞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两对互为表理的哲学范畴：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就无所寄托，但仅有中体，没有西用，中体就不够完善。这种中体西用思想是当时闭关自守的旧中国在西方国家强迫打开国门的情况下，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特殊形式，它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 西学”这个在中国刚起步发展的嫩芽的历史作用，张之洞将这种思想运用于指导洋务运动，必然包含“ 学习西方” 和“ 变法自强”两个内容，深而化之，就渐次形成了张之洞的“ 抵御外侮”和“ 洋端争利”两个进步思想。

然而深受儒家思想捆缚而死忠于清政府的张之洞，极力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反对民权、主张专制，这就决定了他所谓的“变法”不可能去触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和宗法制度。尽管他宣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而实际上他是反对从根本上改变专制的政治制度，他的“变法”，只能做枝节的改革，其目的只是为维护在风雨飘摇中的即将覆灭的清王朝。在一贯的“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下，张之洞在接触了西方的宪政制度时，他对宪政的理解仍旧没有摆脱儒学的烙印。由他对议院、民权、立宪的理解和反对也印证了他忠诚卫道的儒臣本色。虽然他在“新政”急迫地要求立宪，却又对宪政限制王权、保障人权的精神加以摒弃。这看似矛盾的背后则掩盖着张之洞希望借西方宪政之用，以保中国之体的用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之洞的思想体系极其复杂，他既是保守的朝廷大官僚，又是进步的洋务运动领袖；既是顽固的专制主义卫道士，又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明分子。[4]他写《劝学篇》的思想动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再好不过地暴露出他复杂的思想体系：“自己未后，外患口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5] 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着救国之道，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不仅是从理论上详加阐述，而且一直竭力实现这一主张，希望使其成为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这也是他在中学与西学激烈碰撞时作出的一种选择。然而这种在维护旧制度统治上做一些枝节上的改革而不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革新运动，注定最终仍旧无法挽回清王朝覆灭的下场，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旧知识分子对晚期社会探索的失败，亦是近代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结语 

由于历史局限性，张之洞没能认识到“三纲”、“五常”的弊端，也没能认识到民主的长处。张之洞始终是专制君主的一个臣子，君主专制对于他来说是决不可动摇的。所以张之洞不可能站到专制统治的背面，给予倒戈一击，他始终还是为清王朝服务的。而且张之洞“开新”的目的，也是在于捍卫他认为不可侵犯的纲常名教，因而他在选择“西学”时的首要前提是在于不悖离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不损害“中学”的文化核心地位。从整个“中体西用”的实践与目标中，我们不难看出“西学”、“变法”只是一种手段，而捍卫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目的。

虽然从阐扬“中体西用”论的本来目的——维护清王朝、捍卫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不是一个成功者。然而，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引进“西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很大层度上却也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中体西用”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论战对象面前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历史作用。在于张之洞极力维护以及挽救的清政府，“中体西用” 论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中西分体用，企图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求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从而致使改革不够彻底，最终难挽失败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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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397

[2] 郑蕾：<浅论张之洞的“中体西学”政治思想>，《理论探讨·网络财富》2009年9月，页201

[3]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页397

[4] 宋富安：<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页42

[5] 王树楠：《张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卷13，页14

烦

当低潮来袭的时候，

思绪烦乱，一身肚懒。

什么事情都会弄得很糟。

真的希望能够结结实实地打上一架，

寻个像样的对手，

直拳、左勾拳、大回旋踢……

让真实的痛遍布全身，

找到证明自己还存在的感觉，

给飘渺的自己有个需要疗伤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