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藝之學從貴族訓練到寫定文字

教育是民族的生存根本，教育體系也隨著時代變遷而在更變，從出自《周礼》的“古六藝”到定義於《漢書》的“新六藝”，從全面發展的教育體系到專於學術的儒家學說，當中經歷了無數次的教育革命與先賢的努力。

西周以來，貴族以“古六藝”為必須學習的六種技能，而這也僅僅存在於貴族的圈子，教育對庶民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直到春秋時期，出生於魯國的思想家孔子，漸漸的改變了這不平等的教育制度。

春秋中葉，隨著農耕技術的進步，致使人口躍增，加上“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禮樂崩壞的現象使到許多貴族淪為庶人，而龐大數量的庶人都渴望獲取知識，催化了新教育體系的誕生。孔子眼見仕途不順，只好將一生抱負施予民間，設立儒家學派，提出“有教無類”，廣納門生，“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且三千門生多為庶人商賈，成功推動“學移民間”，使到教育不再只是局限於貴族的圈子。孔子這一舉動牽動了其他知識份子的意識，各種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冒起在五湖四海，自西周以來死氣沉沉的教育界在春秋時期形成百家爭鳴之勢，士階層得以抬頭。

為方便庶民學習，孔子於“古六藝”中的“禮”、“樂”、“射”、“御”、“書”、“數”，以更趨近學術方面的“禮”、“樂”、“詩”、“書”取代以為教學主體，而“易”與“春秋”則在孔子晚年才編入其教學體系中，剛好湊齊六門學課成了“新六藝”的雛形，實際上“新六藝”在這段時期被定義為新教育體系還算牽強。春秋到戰國時期，先秦諸子之所以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根本原因乃出於各家之間對六經的理解和詮釋均有所出入的關係，所以新的六藝之學在此時還未能定義。

“乃至秦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卻焉”，六藝之學在此時遇到了重大的打擊，各學派此時也遇上了滅門的危機，唯有法家挾以法治大行其道，而教育在城市中已辦不下去，知識份子紛紛轉入鄉間，使到偏遠鄉區人民從而得到了教育，教育在這段時間意外的得到了更廣泛的平民化，但始終處於見不得光的形勢。

一直到了漢朝建立，六藝之學終於又得以重見陽光，但是經過秦朝黑暗的打壓，各派學說經典遺毀甚多，許多學派也已奄奄一息。由於廣大群眾對前朝嚴苛的法治深惡痛覺，黃老之術就成了漢初君民的共識。但是道家學派蓬勃發展使得民間對君主集權意識的削弱，於是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進諫，“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由於漢武帝積極推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政策，六藝之學因而成了教育的根本，“五年春，置五經博士”，廣納有心向學的弟子授以六藝以為國用，使到教育復有“官學化”的傾向，但是教育體制也因此趨向統一，“詩”、“書”、“禮”、“樂”、“易”、“春秋”正式成為了“新六藝”以培育莘莘學子。

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主體的六藝之學此後一直站在教育的主流地位，以至中國現代理學學者馬一浮更認為所謂“國學”即是六藝之學，而六藝之學之經典更是被現代教育所廣泛傳授。（重点不到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