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的历史意义

自清建国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1842年之前，论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实力，中国确实是亚洲，以至世界的泱泱大国。然而，1842年中国于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以致令中国晚清往后发展产生巨大变化，在大程度上可视为晚清历史的转捩点。 

首先，在国际地外方面，自《南京条约》签订后由盛转衰。在1842年之前，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外族为低文化的蛮夷，并且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拥有诸多藩属，而且这些藩属需连年向清廷朝贡，可见清廷于1842年之前的国际地位崇高。然而，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天朝大国的落后与腐败浮上台面，签订《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又赔款，又割地，以致国际地位大为下降。西方列强便开始觊觎中国的利益，美、法等分别以武力威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的不平等条约，往后西方列强的胃口更是越来越大，甚至连日本也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以致《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的大幅赔款与割地的不平等条约接二连三，自此，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由此可见，中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地位由康乾盛世到割地赔款的落魄局面，为一转捩点。

其次，于经济发展方面，由于五口通商把西方生产技术带入中国，使到原本“重本抑末”的中国开始了解到工商业的重要性。在1842年前，中国仍为小农经济，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化情况，经济上由于只有广州一口通商以及公行制度下，受外国经济的影响较少，加上嘉庆道光年间进一步强化了“重本抑末”这个古老的经济政策，严禁自由采矿，对与矿业有关的手工业的限制也极为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对商业课以重税，使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纺织业仍然停留在元明时代的水平，三锭脚车的发明虽然比起古老的单锭手车生产率高出1倍，较之英国的机器纺纱生产率却有百倍之差，还有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而英国的年产铁总量则是中国的40倍之多，总之在世界的工商业发展中，中国明显处于落后。然而，签订《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中国门户洞开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投资设厂、谋取暴利，同时在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种子，中国民族工业正是受此刺激才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尤其是上海的发展，由一个小县城的地位迅速崛起而为中国的大都市。1871年的县志就记载，1813年全县人口约逾50万，到了19世纪末，上海总人口发展到108.7万，在半个世纪内翻了超过一倍。有了人口就保证了劳动力，以致上海经济蓬勃，商港繁忙，处处都是商机的商业化大都市。

再来是领土与主权方面，《南京条约》中割让香港岛以及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对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与自主性造成打击。在1842年之前，中国仍为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国家。1689年，中俄两国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往来，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从此中国版图基本确立。然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史无前例地被迫割让香港岛予英国，再而是中国本土的五口商港开放自主权、关税自主权以及对英国的领事裁判权都被剥夺。自此以后，中国领土与主权相继被外国列强借此例侵占，成了表面上万里江山，实际上寸步难行的半殖民国家。

最后在心态方面，中国官员心态由1842年前的“轻外”转变为“仇外”。鸦片战争战败之前，他们在中外关系上格守这样一个传统信条“中国之御四夷也，来则抚之、贰则绝之，此不易之道也”。因此，当英国侵略者挑衅，发生九龙洋、穿鼻洋之战，道光帝下令断绝与英国贸易后，顺天府尹曾望颜从“贰则绝之”的观念出发，奏请“封关禁海”，说“天朝富有四海，物产丰饶，岂藉区区之税以资用”主张“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认为这是“制夷”要策。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导致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与战争的觉醒显得羁縻，最终导致战败。然而，签订《南京条约》所致的屈辱心，使中国人民开始放弃“轻外”的态度，并且出现“仇外”的心理。例如1849年初，当英国人再次要求进入广州时，徐广缙在全城及乡下动员民兵搞自卫，这种高昂的反抗外国人的民气受到清帝的嘉许。还有1856年法国神父马赖被杀、1870年的天津教案亦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仇外”的心态。

总而言之，《南京条约》把沉浸在天朝上国梦的中国敲醒，虽然遭到羞辱与剥削，但是使到中国启动近现代化进程。其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固然有好有坏，却是跟上时代变迁的必经之路，这即是历史推进的必然性，唯有正面去面对历史而引以为鉴，才能在历史的必然转变中不至于再次付出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