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大马创立独办大学，犹如期待铁树开花”，这句出自陈修信口中的狠话，使他生前死后在华社永留恶名。1916年5月21日，陈修信诞生在马六甲一个富裕世家。父亲陈祯禄，乃马六甲“峇峇”富商和政治活跃人物，也是马来西亚建国时期的元老，为马华公会创始人。[1]陈修信于1961年上任马华公会第三任总会长，一直到1974年辞退该职位为止，领导了马华公会长达十三年之久。
陈修信早期政治仕途算得上一帆风顺，从1945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委任为华人事务顾问，并擢升到中央部长要职，其份量于中央政府中可见一斑。然而在面对华文母语教育与独立大学的立场与态度上，陈修信却表现出反对与抵制的态度，以致当时马华公会与广大的华社群众决裂，在1969年大选的马华公会惨败证明了这一点。
身为维护马来西亚华人权益为原则的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却在如此重大的课题上选择了与华社对立，此举显然有些不可思议，本报告将以此为视角，探究其原由与背后因素。
一、文化背景
如前言提到，陈修信出生于“峇峇”富裕世家，早年即受英文源流的中小学教育，1938年赴英留学。学成归国后与当时驻马的英殖民政府交往甚密，加上英殖民政府在二战过后种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为维护本身利益，急需寻找一批他们认为可以信任的本地人支持。[2]在这种情况下，海峡华人领袖如陈祯禄、陈修信父子在政坛上就如虎添翼了。
然而海峡华人有一明显的特征，即是本土化倾向。由于此类族群属于较早期的华人移民，来到马来半岛与土著通婚已繁衍数代，对中华情感渐已淡薄。加上陈修信自幼接受英文源流教育，以致其对华人文化的陌生甚至漠视。就此，在东姑阿都拉曼的回忆里，陈修信给他的印象是一位“一个华文字也不懂”的华人。[3]足见陈修信几乎完全西化的文化背景。
除此之外，陈修信出生名门，认为华文教育仅限于工、农阶级而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更显傲慢。故此，在与董教总的独大课题沟通上，陈修信显得强硬且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且怀疑一所华文大学在马来西亚的恰当性，认为华文大学的毕业生不能融合于一个多元社会里。他也认为独大不可能有市场，无论是经济上、技术上或政治上，一所华文大学都是无法开办的。1969年4月15日，拉曼学院成立后，陈修信再次发表谈话，甚至公然比喻独大的成立简直比铁树开花还难[4]，而猛受华社抨击。
二、政途遭遇
独立后，华社认为马华公会对华文母语教育的立场一直不够鲜明，普遍对该党表示不满。1958年，马华公会内的改革派代表林苍佑正式挑战陈祯禄总会长职位。选举结果是改革派大获全胜，陈修信亦在此次党选里败在林苍佑派系的杨邦孝的手下。[5]对于此次打击，陈修信急需外援，于是在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支援下，展开了与林苍佑的不合作运动。最后，成功将林苍佑逼走，夺回陈家的总会长宝座。
陈修信与东姑阿都拉曼此次的暧昧举动为此后马华公会于华人课题上向巫统唯唯诺诺的态度埋下了伏笔。在东姑阿都拉曼的心目中，陈修信是一个理想的、同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类型。一般马来人也认为，只有像陈修信类型的华人，才能真正融入马来西亚社会。[6]但是在华人社会里，陈修信的领导地位一直受到挑战，不单只是他的政治地位受到马华公会党内的质疑，他在华社的文化地位也有争议。但是他却能在政府官僚阶层中稳健发展，挡下华社的质疑与改革派的挑战。
所以，笔者认为这与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对他的信任不无关系。前者对他极力提拔，陈修信为求稳定江山不能不知恩图报，所以当时在他领导下的马华公会诚然接收了巫统作为联盟政府的权力中枢地位。[7]再者，陈修信对于东姑阿都拉曼个人魅力的崇拜也略趋明显，所以在当时巫统所倡导的“同化主义”笼罩下，拥护华文母语教育者，对陈修信来说即是沙文主义者，进而走向对立的局面。
结语
在陈修信的文化背景与政治局势的引导下，马华公会逐渐与华社脱节，然而是非功过却无法一概而论。在国家种族融合的立场下，单向华文源流教育（自幼从华小升独中再到华文源流院校的华裔子弟在与友族相处下普遍存在沟通障碍）确实分化了族群团结，然而华社对于“保根”的信念却是无可动摇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陈修信的选择个人意味浓厚，在独大课题上更显意气用事，以致其在华社之中永留恶名。
总而言之，陈修信对于华文教育的态度在于倾向马来人至上的“同化主义”和边缘族群诉求下的“共处主义”的角力，而陈修信显然倒向了“同化主义”那一边的，以致他得到了舞台，但是却得不到台下观众的掌声与喝彩的悲哀。
[3] “Tan
Siew Sin could not speak even a word of Chinese.” Tunku Abdul Rahman, As A Matter
of Interest, (Kuala Lumpur: Heimann Asia, 1981),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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